原创|《21世纪地缘政治新论·中国的自由与民本传统1》

发布于 2022-05-23 06:41

自由个体的联合
中国这片区域因其具备足够大的存续条件,经历了足够长时间的演化,建立了以自由小农为生产单位的联合体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模式。
自氏族向部落联合进化的过程中,因为群体间的、个体间的存续比较优势地位的自由竞争,因为缺乏集体权力的约束,整个秩序如《墨子·尚同》所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此时个体是自由之体间的自由竞争,人人皆为争得优势地位而恶斗,混乱不堪让所有人为之付出了极高的存续代价,或许因为负重不堪,人类追求效费比的天性。人们开始思索建构集体秩序。然而也是因为对人的这种自由竞争本性发挥的认识,因此古代中国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自由力量的破坏性作用。因此束缚人身的集体权力不可存在,或者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衰落消亡了,比如商纣王因为战俘奴隶的阵前反抗而灭亡,更让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人身束缚的不可行性。
因此中国建立的自由小农生产联合体,经过上古时期的演化,经过尧舜禹等几代人的建设,至大禹治水完成实现了思想与实践的集成,从而奠定了中国集体权力的道统与法统——自由与民本主义的思想。上古时期尧舜禹的传说实际是中国古代集体秩序道统法统的起源点。尤其是大禹治水乃是上古时期数代圣人努力之最终的结果,成为中国社会集体权力源点——自由与民本的典范。大禹治水故事表述的是,在普遍遭受大自然的危害时,在圣人们的号召下,自由的民众们自愿联合,与大自然抗争与建设,发挥集体的力量,实现了集体存续优势地位,至此中国王朝社会机制得以建立和完善。
因此中国是理性自由小农思想与配套的秩序体系自此奠基后,人身依附式农奴大庄园生产制度在中国再也没有了生存的根基,民间思想因此自由而活跃,并充满了批判、探索精神与发展的精神。
或许在远古尧舜禹时期,那种低下的生产力下,此区域之内的生产,面对自然灾害,若非普遍广泛联合起来建设水利系统,任何个体群体都将难以存续,然而因为自由个体的普遍需求而联合也因此对集体秩序权力产生了约束——公权力最大公约数即提升集体存续优势地位,而因为圣人的作用,圣人及后代被赋予社会的存续最高优势的地位。混乱的秩序也因此得到彻底整治,中国道统从此确立。近现代人不了解上古传承道统的诉求,而通过放大人性之恶否定这种传说,而实际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总结了古代传承的道统与法统,这是儒家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根源所在。这也是儒家能够衍生出法家,墨家的原因。
因此中国建立的集权制度基础是精耕细种的自由小农联合生产的社会,这与中国诞生的朴素的以阴阳为核心的辩证法高度吻合。集权与自由小农的联合,而作为官僚的士大夫作为集权的组成分子与王室联合为一体。但是中间阶层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同在,因此集权时代,因为没有自由小农对权力的约束,而造成了三百年左右的周期性循环。
因为农业是私有产权得到承认的,是财富世袭的制度,因此个体通过生产或者经商,或者参与社会治理,或者因为发明等原因,完成资本积累后而世袭,实现家族存续优势地位延续。社会秩序因此逐渐实现网格化,官僚,士族,地主成为这个社会大网的节节点点。但是脆弱的生产系统需要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否则将会集体倾覆。或许上古时期因为足够多的斗争,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因此历代王权无不号召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秩序倾覆之后,王权与士族均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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